林嘉薇老師分享「Regifting across Cultures: The Dual Role of Sustainability」的議題，轉贈（Regifting）更明確的定義是，將原本是送給你的禮物轉送給別人。而在許多國外的調查中指出，送禮文化對於許多人會有很大的財務負擔，和害怕送出不好的禮物所帶來的心理負擔，也有很大的機會收到不想要的禮物最後製造出不必要的垃圾，在2022年調查結果更有72%的人們認真在思考是否要實踐轉贈（Regifting）。但轉送禮物並不是人人都敢做的原因：其一是覺得會違反送禮文化（Gift-gifting）的意義、其二是許多人認為這是無禮且令人反感的、其三是轉贈的人會感到一種類似於把禮物扔掉的罪惡感。而在研究時發現絕大多數研究支持轉贈的都是個人主義文化（Individualistic cultures）的國家，但集體主義文化傾向有更多送禮的節日與場合，會收到更多的禮物，代表有更多可以考慮轉贈的機會。
林老師提出一個理論框架，將轉贈的意義擴大為為了集體價值而做的，而不是為了私利，並針對不同文化做了比較和測量，發現確實集體主義的人（interdependent）相較於個人主義的人對於轉贈的態度是比較低的，然而將國家作為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代理變數時，在有提示以永續概念的轉贈之情況下，集體主義者對於轉贈的內疚程度居然比沒有提示時顯著更高了，這結果與預測相反。深究其原因可能是轉贈第一時間可能會激發集體主義者的人有利己的心態，因此會加深對於轉贈的內疚程度。
這項對轉贈行為的研究探討了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以及自我建構如何影響人們對於轉贈的認知與情感反應。轉贈行為會激發一種更偏向利己價值的心態，而非遵循規範和利他價值的心態。然而，當訊息以符合規範或利他價值的框架呈現時，可以減少集體主義者在進行轉贈時預期的內疚感和尷尬感。
蕭湛東老師分享的主題是「Aggregate Sales Growth and Stock Market Returns」，主要探討總體銷貨收入成長率（ASG, Aggregate Sales Growth）和股票市場回報的關係。首先，過往研究指出，盈餘成長與未來報酬之間在個體層面存在正相關(如著名的「盈餘慣性」現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盈餘成長卻和整體市場報酬無關。因此，蕭老師檢視盈餘成長的源頭，即銷貨收入成長，是否具有預測股票市場報酬的能力。
蕭老師以美國三大交易所上的普通股作為研究重點，並將近60年的資料分成樣本內測試和樣本外測試。樣本內的分析結果顯示，ASG越高，未來股票市場超額報酬越低，且和常見的總體經濟變數相比，ASG的預測能力最好。樣本外的分析結果也呈現相同結果。另外，資產配置方面，投資人每年願意超過3%的投資組合管理費用於獲取基於ASG的市場報酬預測，且該交易策略的Sharpe ratio也較其他總體經濟變數高。
為何ASG和未來市場報酬呈現負相關呢？根據Campbell (1991)，我們可以將股票報酬拆解為兩個組成部分：未來現金流的消息和未來折現率的消息。現金流變數使用AES、AAES、real GDP growth和 industrial production growth，折現率變數則使用CPI inflation和 PPI inflation。研究結果顯示，ASG的預測能力主要源自於現金流渠道。
另外，無論是採用價值加權還是等權重的方式，ASG皆對未來股票市場超額報酬呈現負向預測能力，而以S&P500來衡量股票市場報酬的情境下亦成立。整體來說，研究成果對於投資者在資產配置及風險管理中皆具有重要意義。
感謝林嘉薇老師和蕭湛東老師的精彩分享，同時也感謝所有參與討論的老師們。在演講過程中，老師們的提問和討論充分展現了對研究主題的濃厚興趣與熱情，讓整場分享更加充實。
 

資料來源: 台大管院院行政辦公室
撰文者／財務金融學研究所 劉語安